“很抱歉，少校先生，我们奉乌纳特尔上校的命令，这些车辆不可以装载这些设备以外的任何多余的人员。您也看到了，我们没有办法帮您。”这名中尉不屈不挠的说道，并且由于少校的阻挠，他看起来很焦躁。

    “你们都没有良知么，他们留在这里会死的！”少校脸色开始涨红着。

    “很不巧，少校先生，你看，我们有自己的命令。”接着他把一张印着帝国鹰的指令交给了少校看了一眼。那名傲慢的军官甚至都没有下车，他们很快便继续向着南边疾驰开去了。我们注意到这列车队除了一些弹药和设备以外，其中一些还满载着荷枪实弹的德国士兵，他们的脸色并不比我们好看多少。

    “停下，你这狗娘养的，这里有几百号伤员需要运走，你们不能这么走了！我会把你们告上军事法庭的！”我们的少校毫无风度的冲着渐渐远去的车队怒吼道。

    终于有一辆车在我们的跟前停了下来，从车上走下来一名高高瘦瘦的中尉。他冲少校敬了礼。我们的少校再一次说明了这里的情况。

    “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您让开道路，我们的时间不多，俄国人很快就会追到这里。也许您可以在后面的车队找到还有空间的车厢，不过希望不大。”这名中尉已经急的满头大汗了。

    “该死的！该死的！”少校满脸通红的猛的上前扯住了中尉的衣领。他看上去已经快要歇斯底里了。我们都被吓坏了，海因茨上尉试图拉开少校但是被少校推开了。那名倒霉的中尉任凭少校撕扯着没有还手，他车上的司机和后面车队的士兵都下车看着这一幕。

    少校最终放开了那名中尉，看起来这位绅士收到了不小的惊吓。他回过头来喘着粗气望了望身后围观着的士兵，他的副官替他捡起了帽子。他接过帽子冲他的副官道了谢，接着这名中尉向少校敬了礼之后爬上了车。

    不是任何一名军官都可以当着自己士兵的面遭受羞辱还能保持如此绅士风度的，我从心里敬佩这名中尉。

    我们默默地注视着车队离开了我们。少校没精打采的坐在道路旁，我们的伤员此时安静了很多。有几名轻伤员试图从地上爬起来，但是根本支撑不了多久，他们甚至不能走上一公里的路程。少校这时候走过来看了看我们这些仍然能够走动的士兵，他说道：

    “我们必须分开寻找撤离的车辆，这里离第十三师的驻地大约有十公里的路程，我需要你们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你们碰到的部队，我的副官会为你们的行动做下记录的。”

    接着他指了十来名士兵配给了他们无线电和仅有的几辆摩托车。担架上的人把他们的武器和腰间的弹药交给这些人。我看见施梅姆豋也在里面。我们剩下的人继续和少校站在路边冲着不时驶过这条路口的车辆示意，希望他们可以停下带走这里的伤员。

    我们遇见的大多是当地附近村庄的俄国农民和溃败下来的零散步兵分队，其中包括了到处安装炸药包的爆破工兵们，他们是这里除了伤员以外唯一不装备枪支的德国部队，他们用来取暖的夸张大衣看起来很像吉普赛人。海因茨上尉试图跟这些工兵交涉可不可以借用一辆他们的卡车，但是没有成功。那些有着马车的农民都被我们的士兵拦了下来就地征用了，我们把他们的行李扔到路边。这些农民再用他们的俄语咒骂着我们。可两个月前他们还跟我们一起唱歌跳舞庆祝解放的到来。

    我们遇见了三辆早期型号的二号坦克和一辆捷克工厂生产的38t型坦克。在这些坦克前面还有大约四五十名俄国俘虏。一名少尉军衔的坦克兵坐在一辆二号坦克的炮管上看守着这些战俘。我们的少校毫不犹豫的征用了他们。少校询问他们的指挥官在哪里，那名坦克兵少尉告诉少校他们的长官已经战死了。这些看起来极度营养不良的坦克兵很不请愿的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们的士兵给了他们一些自己的口粮。他们告诉我们在距离这里三公里的后方还有两辆俄国人遗弃的坦克，他们也许能够发动的起来。一名坦克兵带领我们的两名司机返回去寻找它们。有一辆二号坦克的车组人员告诉我们他们的坦克起吊装置和弹膛坏掉了。我们把一辆废弃在路边的88毫米拖车的后厢从炸烂了的车体上卸载下来让这两损毁的坦克挂上，接着把大概二十多名的伤员抬上了这辆拖车。

    到了中午的时候，还滞留在这里的伤员仍然有五六十人。少校和我们已经尽其所能的带走所有的重伤员。这些伤员起先很配合，可还是有两名伤员因为流血过多死去了，我们就地掩埋了他们。有一名被炮弹的碎片割开肚皮的士兵不停地叫喊着妈妈，他身边的两名士兵正在手忙脚乱的按住他的肚皮试图给他止血，可鲜血还是渗透他的制服，弄湿了他身下一大片的地方，当他终于被抬到一辆俄国造的小汽车上时候，他已经咽气了。

    由于高度的紧张和疲劳，我的手脚开始不听使唤，饥饿使我开始神志不清，每当我蹲下再次站起来的时候，我的眼前都会一片漆黑，这让我只能扶着其他东西才能不至于栽倒。切尔姆森把我推开了，他抓着我的胳臂说：

    “亲爱的艾里希，把这里交给我们，你会在两个小时后轮换我们。”切尔姆森是正确的，我抱歉的说了句对不起就转身走了出去。林德伯格在轮班的间隙，钻到一间俄国房子里面偷偷地哭泣，他告诉我他想离开这里。我知道他说的离开指的是什么，我很惊讶的对他说到：

    “你疯了么，你会被就地处决的。”

    可我的态度并不严肃，这个念头也同样在我的脑袋里转过了很多遍，现在却让我感到浑身哆嗦，没有比在战场上抛弃你的战友更为羞辱的事。也许是因为我怕死，为了避让林德伯格看见我的羞愧，我摇晃的爬起来走到外边靠着一堆废弃的箱子呆呆的望着远方。先前那名捂着自己肚子的士兵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他看起来只有十七八岁。尽管我已经看见过很多死亡，可我对死亡有可能随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实仍然感到害怕，他看起来跟我并没有什么区别，也许他也是来自莱茵兰，也看见过我们的祖国一路战绩赫赫的走到这片被我们的元首鼓吹的一片成就英雄和荣誉的土地，甚至跟我来自同一个连队。射向他的炮弹很可能下一次就会掉落在我的身边。我已经无法区分他的存在，他死了吗？刚刚我还抬着的士兵现在已经浑身冰冷了吗？这些想法让我觉得自己瞬间老了十岁，如果我可以活到那么久的话。

    傍晚的时候，先前被派出去寻找队伍的士兵回来了，我们的伤员被一支同样找不到自己连队的运输连车队装进了车厢。在这期间，又有五名伤员死了，我们的军士长正带领着我们掩埋这些浑身冰凉僵硬的尸体，我们这个时候还没有学会从死人身上拔下他们的衣服或者靴子。

    施罗德给我们找来了一小袋土豆，我们很快在小规模的分享中瓜分了这些意外的食物，食物的作用让我恢复了一些力气和对生命的感觉，由于先前的自责，我要求主动站岗。逃亡的俄国人不停地从身后的硝烟中窜出来，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似乎比看见我们还要害怕。这时一名戴着鸭舌帽的军士长走过来，我向他敬了礼，他问了我我的连队，我回答：

    “218野战师第三战斗营七连，军士长先生”。

    “嗯，很好，我们牵引车的燃油箱坏了，我需要你来帮忙我们的炮兵小伙子们弄走那辆155毫米的大炮，你叫上你的人都过来吧。”说完他指了我身后的那间屋子。可是回答他说：

    “很抱歉，军士长先生，我们的少校要求我们驻守这里的道路，您可以跟海因茨上尉说明您的情况。他在后面的那间临时指挥所里。”我指了指几个小时前被用作临时指挥所的那间建筑。这名军士长皱了皱眉，

    “好的，谢谢你，我会去的。”说完敬了礼走开了。

    我看见一大群俄国人正在几名拿着枪的党卫军士兵的驱赶下帮忙掩埋尸体或者和马匹一同拖拽载具。我们的士兵会拦截一切用得着的物品。这些俄国人用仇恨和畏惧的眼光瞅着我们。在这些人的身后，还有更多的俄国人被几名带着袖标的俄国人拳打脚踢着从街道上赶出来，这些人是反布尔什维克的积极份子，由于他们的存在，省掉了德国军队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还能有什么人能比这些俄国人更好管理他们的自己人呢？他们对待自己的同伴很粗鲁，他们会向任何一名军官行举手礼，高呼着“希特勒万岁”，可这让我们感到很不自在，很多德国士兵当众表示对这些亲德份子的蔑视和不屑。并且会殴打任何一名敢行举手礼的俄国佬。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我看见那名问过我的军士长又走了回来，有一名骑着挎斗摩托的士兵载着他，他的脸色看起来很不好，不一会儿，我听见远处传来了炮击的轰隆声音。那些俄国佬大叫着四散跑开寻找着遮掩。可实际上这些炮击距离我们起码还有二三十里远。俄国人追击的速度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炮击使得这里的情况瞬间又紧张了起来，先前拖拽着牵引车的俄国佬被几名暴虐的德国士兵重新驱赶在了一起，他们的咒骂和反抗爆发了，有一名俄国人夺过了一名看管他们的俄国佬手里的铁棍把他按倒在地殴打了起来。两名士兵将他用脚踹开时，那名胳臂上佩戴袖标的俄国佬已经头破血流了，他一边咒骂着一边抢过他身边的一名骷髅师士兵的毛瑟步枪，那名士兵重重的一拳又将他险些打翻在地。抢夺铁棍的俄国佬被几名德国士兵拖到了路边，他嘴里大声的咒骂着，冲着我们狠狠的挥舞着自己的拳头，另一名骷髅师的党卫军的士兵开枪射杀了他。

    附近有几名德国士兵正在冷眼旁观着这些俄国佬，从他们的制服来看，他们是山地师的士兵。接着从其他的牵引车上迅速跳下来很多德国士兵，他们把这些大炮拖拽到房屋或者草垛附近调转炮口就地挖起了火炮阵地。还有两名神情憔悴的士兵呆滞的提着步枪站在路中央向着炮击的方向望去。他们的身上脏兮兮的，从他们的制服来看他们是掷弹师的士兵。其中一人摘掉了钢盔坐在路中央，他的头几乎要垂到地面上。我握着步枪的手开始出汗，施罗德跑了出来问我发生了什么，我用枪指了指街道上那些俄国佬说：

    “这些狗娘养的又追来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说的是指这些手无寸铁的俄国农民还是后方追击我们的俄国军队。

    随后一名党卫军少校的到来恢复了这里的秩序，我们的上尉跟这名少校商谈了一会儿，却没有发现我们的少校。我们都做好了撤退的准备。

    “看起来我们可以不必呆在这鬼地方了。“我多少有点幸灾乐祸的说道。

    “我已经受够了这里肮脏的气氛和没完没了的撤退，我们怎么可以被俄国佬打败，这台难以置信了！”费尔姆看起来震惊要大于沮丧。

    “他死了吗？”一名我身后的士兵冲着几名倒在路边血泊里的俄国人说道。“也许吧。”另一人说道。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

    “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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